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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望“一带一路”的未来，他重点强调两点——质量和多边主义。他认为，私营部门应该发挥一个基础性作用，去促进多方多边的合作。私营的金融机构、银行可以弥补一些资金的缺口，加强金融的互联互通，提供专业的服务，促进项目的治理。他认为，“一带一路”应该有政策的衔接，因为政府需要提供一个框架，让私营部门去发挥它们的作用。

据环球网科技此前报道，2017年2月，三星“太子”李在镕被收押，于今年2月判定最终获刑两年六个月，缓刑四年，并当庭释放。据了解，李在镕目前已经重返决策层，成为三星集团的实际控制人，尤其是拥有三星集团实际控股公司三星物产17.08%的股份，是最大股东。

这件事情至此并未告一段落。2014年5月20日，在罗永浩刚发布锤子手机后，方舟子在第一时间称锤子ROM的图标界面“给手机贴上马赛克，就像吹牛吹过的效果。”26日，方舟子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举报了罗永浩，称他的锤子科技公司对产品Smartisan T1型号手机进行涉嫌虚假广告宣传，并请求查实并依法处罚。他还称，“罗永浩的营销策略与众不同，可称之为邪教式传销。”

事实上，随着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善和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强，因违法违规导致产品被永久下架的风险也随之不断提高，高风险越来越难以带来高回报。而对于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创业者而言，动辄关停整改一个月，这样的“补课”的成本也有些过于昂贵。“先污染后治理”的路径必然会越来越难走通，行业合规的高标准也意味着产品在设计之初，就要对自身的合规和管理的力度提出更高的要求。当感性的荷尔蒙被理性的规章制度所遏制住的时候，创业者们需要摸索出一条新的、可持续发展的路径。

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诸多问题。即时通信工具使用门槛低、用户多、传播快、隐蔽性强、管理难度大。有的即时通信工具使用者利用“匿名注册”“阅后即焚”“私密群组”服务开展网络诈骗、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活动，有的即时通信工具运营者受利益驱使搭建私有服务器，使即时通信工具成为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平台。

也正因如此，已经步入产品成熟化阶段的平台将有更多机会在技术、资源、商业模式等方面建立更深的护城河。而新晋的挑战者们想要在监管风险的裹挟之下成功突围，不仅需要突破头部平台的围攻，还要赋予自身更强的产品创新能力，建立独特的商业化壁垒。从长远来看，从业者能否有效地进行平台内容把控，在商业利益与监管之间寻找到平衡点，才是社交社区平台走出监管困境的关键。